渠岩：乡村建设中的机制困境与共建格局

20世纪50年代，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提出一种价值多元主义的观念和理论，其中自由价值也是靠多元主义来支撑的，这也是伯林的思想史研究和哲学观点的重要价值。多元价值是人类面对各种议题，进行协商的前提条件和首要标准。在多元主体之间通过交流与协商，有效地达成共识和公平的合作基础，只有这样，不同主体之间才能在各自的信念、价值、利益甚至冲突之间寻找平衡点与共同价值。纵观人类历史，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文明政体，都包含了以上观点和精神，也离不开“通情达理”和“相互认同”的同约理念，更离不开“诉诸人心”和“合乎情理”的普遍情感。所以，理想不仅仅存在于我们内心，更存在于我们相互之间的彼此认同，也可以通过开放式的公开讨论，在各种不同价值体系的对话和沟通中达成共识。

第五届许村国际艺术节，2019，冯琦明拍摄。

乡村建设中的机制困境

乡村本是一个复杂的共同体，除了世代在乡村中生活繁衍的村民之外，还存在诸多不同相关主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工作与管理。在参与乡村建设的各类具体实践的行动中，由于参与乡村建设的各个不同的主体，携带各自的立场和身份，有些人用经济资本市场理论来思考，有些人用行政治理的方法来判断，有些则用文化遗产保护主义来理解，有些则采用迅速脱贫致富的解决之道，再加上各类参与乡建主体对乡村的认知局限与判断误区所造成的差异，都会给各主体之间的有效合作造成障碍和矛盾，有时会走到很难化解或不可调和的地步，甚至最后不欢而散。

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和现象，往往会动摇我们所倡导的公平和协商机制，也会使乡村建设这一时代命题和历史任务的实践大打折扣。所以，我们要重新思考建立有效运作机制的重要性，从相对的“平等”起点出发，重新发起一种公平的对话机制，寻求有效的沟通方式，建立起相互协调的协商机制和沟通渠道。从这个积极策略和有效的路径来考虑，我们共同的乡建理想就可以在各个主体之间达成共识。我们从不否认会存在分歧和异议，这些争议和分歧也可能始终伴随着乡建实践的整个过程。但如果各方从公平协商开始坦率交流，以达成合作约定与共识，这种做法对每一个主体形式和介入方式都会是有效的。如果要达到预期的目标，就必须尊重每个主体和个人的自由表达，认真地倾听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声音，认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尊重他们在此的权益和地位。

在各类乡村在地实践中，不同的团队和个人来自四面八方，这些不同的主体从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带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专业基础，但均怀揣梦想和情怀来到乡村。这些主体所采用的乡建理念和实践方法不尽相同，各自在利益分配上也存在着分歧与想法。造成的种种差异和分歧在所难免，而这恰恰是彼此之间要面对和承认的多元事实，是积极维系和连接彼此之间关系的纽带。

除了乡建绝对主体的当地村民，投资人、各乡镇村基层管理者，以及介入其中的艺术家、建筑设计师和各类社会学者之外，在漫长的实践过程中还会有很多偶然与突发的因素产生，也随时会出现一些流动与混杂的不同主体突然介入。他们或者出于好奇，或者是工作原因，还有因其他原因所驱使来到现场，我们都要坦然地面对与评估，平等地协商与对话，或者短暂沟通，或者长期合作。在乡村建设实践当中，互为主体的意义像是在交朋友：有你来我往的讨论，有统一达成共识，也有意见甚至抱怨，还有最终化解握手言欢。这都是人之常情，也是主体间性的动人之处。

大家怀揣着相同的社会理想，又带着不同的理念和行为习惯，都盼望着主导每个人心里对此事的理想和期待，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面对的现实。在纷乱的社会环境和复杂的乡村实践中，多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实践不可能每次都顺利成功。虽然大家都有良好的愿望，有默契则皆大欢喜，有矛盾也实属正常。只有在矛盾出现前发展出一种对话机制，才能培育和充分发挥各主体的能动性，这些自觉的乡村行动者，包括乡村志愿者、在地的村民、外来回乡的新乡贤、基层的乡村管理者、民间团体和社会公益机构。在一套平等的对话机制下，各方也会逐渐适应和习惯他们以往不曾经历的体验。

还有一个需要提醒的事实：即多主体绝不是没有主体，不是毫无原则地和稀泥，不能将妥协退让变成消极因素，更不是各元素简单地集合和到场。我们只是提醒和提防任何一家主体的独大，而不是要让渡每一个主体的能动性。平等对话机制的目标是达成不同于以往认知的共识和建构一个以“多主体”为基础的共同体。这是一个在具体实践中能达成的共同理念和自觉合作，极大地调动各方力量并整合各种资源的有效尝试。这种机制绝不会是纸上谈兵、遥不可及，而是在充分尊重各方的文化理想、浪漫情怀中，以富有生命力的具体实践开始。这会重新构筑乡村建设中的权力结构和组织形态，探讨乡村实践中的有效推进机制和运作模式，在不断的失败和试错中获得宝贵的经验和理论，并尽量减少在脆弱的乡村中盲目建设的成本，避免以往乡村建设中大刀阔斧改造的风险，以及单一权力和行政权威所付出的运作代价。

多元主体下的共建格局

2000年开始，笔者从城市转向乡村，这也是当代艺术的转向。笔者在乡村行走的过程中偶然发现山西太行山巅的许村，从而开始了中国最早的艺术乡建实践。当时整个社会还沉浸在城市化的狂欢之中，乡村被污名化地认为是落后的代表。落后就要面临淘汰的命运，牺牲大批的乡村来成全城市的发展。当时很少有人关注乡村，乡村建设更无从谈起。

艺术介入乡村，首先要突破艺术原有的审美机制，不是传统艺术史中的艺术，更不是视网膜范畴的视觉呈现，而是强调构建行动参与的社会剧场。所要面对的是中国百年危机和乡村现实困境。我们总认为艺术家只负责提出问题，但实际上艺术家还要兼具跨界解决问题的能力。原有单一的审美机制需要打破，习以为常的创作方式也需要反省。当时也没有任何一个乡建模式和机制可以借鉴学习。所以，笔者只能自己一边摸索一边推进，走了很多弯路，经过艰难的探索，总结了很多有益的经验。

中国幅员辽阔、地大海阔，东西地势变化多，南北文化差异大。可借鉴的也只有20世纪上半叶民国知识分子前辈的乡建经验，但民国乡建能借鉴的经验很少，在今天只能作为精神遗产向之表示致敬。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乡村百年的变化天翻地覆。时代变了，今天的乡村问题更多，矛盾更复杂。我们重新面对乡村时，百年的危机和现实问题反复叠加在一起，构成了复杂多变的乡村问题。这使我们在直面乡村时顿感束手无策。

对乡建有了清醒的认识和观念的转变，接下来就是寻找一种切实可行的操作机制，制度和机制的建设也是乡建能有效落实和持续推进的保证。笔者的乡建团队边做边学，摸索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乡建之道。首先，我们成立了在许村的驻地机构——许村国际艺术公社。该机构是非营利的民间组织，由许村村委会的干部、许村新乡贤代表、外来的艺术家组成，负责所有艺术乡建事务性的日常工作，以及举办艺术活动和艺术节期间的一切内外事物。以许村国际艺术公社的建立为标志，许村开启了十多年的艺术乡建之路。

笔者在许村复兴的具体实践中，提出了“艺术乡建”这一时代命题和相关理念。遵循梁漱溟先生当年提出的“创造新文化，救活古村落”的观点，首先将废弃影视基地改造成“许村国际艺术公社”，配套服务于艺术节的相关功能设施。在这一过程中，笔者要协调县政府相关职能和管理部门，外来的设计与施工单位，以及参加建设的许村村民，还要辅导培训以村民为主体的管理和执行团队。每届艺术节开始筹备期间，笔者负责整个活动的学术策划，组织联络中外艺术家、来开讲座的相关学者嘉宾。多年实践下来，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和不良事件，实属难得，也证明了我们这套运作机制行之有效。

许村乡建是由新乡贤引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介入，县政府支持、企业家赞助、乡镇基层配合执行、村民积极响应的乡建实践。由自下而上再返回到自上而下，从而达到多主体互联互动，从各方协商达成共识，到相对各负其责有效协调，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有机灵活的高效机制。

许村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乡建群体，就是新乡贤群体。这个群体在整个乡建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关系到许村艺术乡建的成败。这个新乡贤群体的领头人就是时任和顺县政协主席的范乃文，他具备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切乡贤特征。“士大夫居乡者为绅”，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乡贤是维系古代乡村社会运转的主导群体和核心力量，一般由乡村中德高望重的贤者组成。传统乡村乡贤的社会地位和威望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以及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相应官职而获得的。传统乡贤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优势，构成了他们在传统乡村中绝对的影响力。乡贤也是根植于传统乡村社会土壤，或是生活在乡村里威信极高的贤达文人，或者是外出做官经商叶落归根的成功人士。他们具备品德高尚、崇德向善等优秀品质和担当。在今日乡村建设大潮中，新乡贤是乡村复兴与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也是乡村建设在今天重要的依靠对象和积极的实践者。

许村乡建的新乡贤群体，除了范乃文是土生土长的许村人之外，其他几位均是离许村不远的本县人，并且都在县城当官任职。时任县文联主席李政东、县文化局长常跃生、县旅游局局长穆晋春等。看职务好像仅是许村的乡建与他们相应的分管工作有关，但这些人相继退休之后，仍一如既往，尽最大的努力和热情，继续投入许村乡建工作中。由于范乃文的人格魅力和崇高威望，新乡贤群体都自觉自愿围绕在他的周围。他们志趣相投，普遍存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士人理想和“耕读传家”的乡村传统。时代虽变，但他们不会像传统乡村的村民，天晴时工作，阴雨天读书，他们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或读书笔耕，或摄影写生。他们大多热爱家乡，对家乡充满赤子之情，闲时都会外出描绘家乡的山山水水。他们也把平时积累的人脉、知识和技能，都用在许村的乡村建设中。PA

（作者渠岩，系广州美术学院城乡艺术建设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