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蜀永研究员“香港史研究及香港修志的若干问题”讲座纪要

刘蜀永。

2024年9月18日下午，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在中国历史研究院阅微厅举办了题为“香港史研究及香港修志的若干问题”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从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室退休的著名香港史专家刘蜀永研究员主讲，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夏春涛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受邀担任与谈嘉宾。来自近代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的学界同仁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硕博士研究生等30余人参加了此次学术活动。

刘蜀永研究员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余绳武、刘存宽两位先生，攻读研究生，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二室工作，2001年从近代史研究所退休。2005年通过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刘蜀永研究员赴香港工作，现任岭南大学高级研究员、香港地方志中心副总编辑。讲座开始前，大家首先观看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专题短片《香港史专家刘蜀永：让历史照进现实》，了解他从事香港史研究并推动香港修志工作的情况。

讲座伊始，刘蜀永研究员首先表示，本场学术活动是一场讲座，更是他向研究所所做的40余年的工作汇报。他介绍说，1982年他进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时，适逢中英双方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指示，近代史研究所决定开展香港史的专题研究。他因此在余绳武、刘存宽两位老师的带领下，开始香港史研究。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刘蜀永研究员参与的香港史课题组，先后编写出版了《十九世纪的香港》、《20世纪的香港》等在香港史领域具有奠基意义的著作。近代史所香港史课题组的工作曾经得到国务院港澳办的高度认可，认为课题组的工作及学术成果是“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国家和社会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刘蜀永研究员分享了自己香港历史研究的心得。他认为，研究香港历史，最重要的是要用正确的历史观看待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他举例指出，1841年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后张贴告示，宣称“用华律治华人”，但此举并非尊重中国的法律和风俗习惯，也不是要动摇英国法律在香港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实质是在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歪曲认识基础上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用残酷的手段对待香港华人。又如1898年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有所谓“不可产业入官”条款，看似不侵犯新界居民的财产所有权，但港英政府接管新界后立即收缴当地居民的地契，并通过制定田土法庭条例剥夺了新界居民对土地的永久业权。刘蜀永研究员指出，香港社会长期存在着对于某些历史问题的错误看法。例如，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入侵香港，英军在香港进行了18天的抵抗后即向日军投降，此役被一些人错误地称作所谓“香港保卫战”。然而，从英国陆军部档案可以看出，当时英国政府并无心保卫香港，之所以进行短时间的抵抗是为了大英帝国的面子，以及减轻驻新加坡英军的压力。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才是为保卫香港、保卫国家而战。不能因为当时有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有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就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抵抗。

刘蜀永研究员介绍了自己推动香港编修地方志所做的努力。他指出，香港一直没有一部自己的地方志，香港修志对于香港市民了解香港的历史、了解香港和国家的关系，实现人心回归具有重要意义。自香港回归开始，他和刘智鹏、丁新豹等爱国爱港人士多方推动香港修志。经过二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排除诸多困难阻碍，最终2019年在习近平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支持下，团结香港基金成立香港地方志中心，正式启动香港修志。2020年，《香港志》第一册《总述·大事记》出版，此书是第一本以香港命名的地方志。作为该卷主编之一，刘蜀永研究员担任了总述的起草工作。他用五万多字概括七千年来香港社会的发展脉络及其特点，得到了好评。

刘蜀永研究员介绍了自己深入社会、推动历史教育所做的努力。他说：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指出“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宣传教育有待加强”。这对他和一些爱国爱港人士启发很大。2017年以来，他和刘智鹏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透过档案发掘和田野工作，深化港九大队史研究，编修出香港第一部军事志《港九大队志》。港九大队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隶属于东江纵队。刘蜀永研究员介绍，港九大队先后经历过50多次战斗，曾参与营救盟军飞行员以及为盟军搜集军事情报，极大地干扰了日军的战略部署。刘蜀永研究员和一些爱国团体先后推动建成了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刘春祥抗日英雄群体纪念碑等抗战纪念设施。目前，刘蜀永研究员还在努力促成“香港抗战文物径”的建立。

刘蜀永研究员回顾了自己四十余年的香港史研究。他表示，自己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受益者，几十年来致力于香港史研究，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为香港和国家的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赴香港工作以后，他积极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推向社会，希望通过知识的普及，促进香港市民的国家认同，促使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最后，刘蜀永研究员希望香港史研究后继有人，希望该学科作为本所的重点学科能够延续下去。

刘蜀永研究员的报告之后，张海鹏先生作为与谈人发言。他首先回顾了自己1965年底进入“中国近代史讨论会”，搜集、整理有关中苏边界历史资料的工作经历，继而回顾了1982年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背景下中外关系史二室从沙俄侵华史研究到香港史研究的重要学术转向。他谈到，刘蜀永研究员不仅全程参与了近代史研究所香港史课题组的研究工作，还在香港回归前夕以扎实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国家建言献策。张海鹏先生认为，刘蜀永研究员四十余年来不但像“像钉子一样”扎进香港史研究领域，做出了丰硕的成果，还积极主动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社会，并大力团结各种力量推动香港修志工作。可以说，刘蜀永研究员是近代史研究所香港史研究的杰出代表，也是值得后辈学习的榜样。

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曾任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的王建朗研究员专程赶来参加讲座。他表示，刘蜀永研究员退休后继续在香港史研究领域勤奋耕耘，在香港开启了自己学术研究的第二次征程，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不仅获得香港学术界的认可，还得到香港社会和公众的好评。他希望近代史研究所的年轻一辈能够向刘蜀永研究员学习，努力让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国家发展和前途相适应，做国家和民族需要的学问。

作为参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初创时期的工作人员，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的郭阳博士回忆了刘蜀永研究员为该院在香港开拓人脉、举办活动等方面提供的无私帮助，并对刘老师表示诚挚的感谢。

最后，夏春涛所长作总结发言。他指出，年轻人应当学习刘蜀永研究员的治学精神，只有坚定地扎根自己的研究领域，才能做出经得起检验的学问。夏所长概括了三点，一是历史研究要重视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刘蜀永研究员从事香港史研究的学术实践告诉我们，重视现实研究丝毫不会减低学术研究的意义。二是，要重视集体学术攻关，做有组织的科研。研究室应当发扬集体研究的传统，充分发挥学术引领作用，开展有组织的香港史研究。三是，要把研究成果推向社会。历史研究者应当有家国情怀和学术担当，为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做学问。我们不能只做书斋式的学问，要走出书斋，向公众传播正确的历史观。最后，夏所长对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提出期望，强调近代史所香港史研究的人才队伍不能断，要实现本所香港史研究的薪火相传，让香港史研究得以继续发扬光大。

讲座后嘉宾合影，右起：夏春涛、张海鹏、刘蜀永、王建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