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穿透地球的一滴水

文 | 徐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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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这样形容自己一生的，是著名美籍华裔女作家、翻译家聂华苓。

2024年10月21日，聂华苓女士在美国爱荷华家中辞世，享年99岁。她的次女王晓蓝发布消息，称母亲“走得很安详，没有太多痛苦”。（据中国新闻网等媒体10月22日报道）

聂华苓著有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千山外，水长流》《桑青与桃红》，散文集《梦谷集》《三十年后》，传记《沈从文评传》，自传性的回忆录《三生三世》暨影文回忆录《三辈子》（或名《三生影像》），翻译集《百花文集》等。

▲青年聂华苓。

《桑青与桃红》在多国翻译出版，于1990年获“美国书卷奖”。聂华苓曾获美国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华文文学特别星云奖、马来西亚花踪世界文学奖、波兰“国际文化奖”等大奖，还荣获北京广播学院荣誉教授、香港浸会大学荣誉博士称号，入选美国爱荷华州妇女名人堂。

聂华苓如同一滴水，以三生三世的温柔力量，穿透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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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华苓出生于1925年1月11日，按照中国人以虚数计算年龄的习惯，应该是100岁了。她是湖北应山县（现属广水市）人，生于武汉。

她出身于大户人家，父亲聂怒夫，武官出身，参加过辛亥革命，是桂系将领。母亲是温良的妇女，共生养了8个儿女。聂华苓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描绘母亲：“一身黑缎旗袍，斜靠在珠罗纱帐镂花铜床上，看着手中的书，细声吟着《三笑姻缘》《天雨花》《笔生花》和《再生缘》。”

聂华苓童年的经历十分坎坷，这影响了她的一生。

1929年，聂华苓就在汉口读小学了。然而，“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在蒋桂战争中，桂系被击溃；1930年，为躲避国民党特务抓捕，聂华苓一家避往上海，1931年又避难北平。

到了1934年夏天，父亲聂怒夫赴贵州，任第七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并兼平越县县长。1936年春节期间，红二军团长征路过平越，率部阻抗，战败身亡。随后，聂华苓一家被大家庭排挤，随母亲雨夜搬离聂家。

1937年，聂华苓读初中。“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聂华苓与同学一起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曾参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1938年8月，武汉危急，驻汉行政机关全部撤往重庆，亲友纷纷逃难。聂华苓随母亲、弟妹等，回到母亲的外婆家宜昌三斗坪避难。在《三生影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增订版）中，聂华苓记述：“土墙黑瓦，门坎很高，坐在门槛上，可以看见清亮的溪水，和对面山上青翠的树林。”

▲少年聂华苓。

在逃难休学半年后，1939年聂华苓重返校园，就读于湖北联合中学恩施女高分校。送学路上，母亲说：“我就靠你们以后为我扬眉吐气了。”这句话，聂华苓铭记了一生，更是影响了她一生……

1940年，聂华苓读高中，与要好的女同学一起组成“竹林七贤”；年轻的姑娘们爱唱歌，歌声中“有国有家，也有独立的个人”。1944年，聂华苓以优异成绩获保送西南联大的资格，但为了同母亲弟妹有照应、尽长女之义务，她决定不去云南，而是参加统考，以进入重庆地区的大学。最终，她考入了抗战期间由南京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最初就读经济系，一年后转入外文系。

在抗战的艰难时代，还重视教育，像聂华苓他们还有书读，殊为不易。那一代学子也是很争气，多少人后来成为栋梁之才！他们靠着政府的贷金资助，吃着掺杂着糙米、沙子、石子、稗子的“八宝饭”，聂华苓说，“同命运，共患难，又是国难当头，自有一分生死与共的义气，都是要献身救国的人嘛……那是浪漫的一代。”

聂华苓的青少年时代，就这样在长江以及长江上游支流嘉陵江畔度过，江流和峡谷也由此成为她不可磨灭的记忆。后来在回忆录《三生影像》里，聂华苓回顾：这辈子恍如三生三世，大陆，台湾，爱荷华，几乎都是在水边度过的。

是的，在我看来，聂华苓自己就是一滴水，一滴穿透地球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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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了。1946年夏天，中央大学复员南京。聂华苓与王正路等坐木船到宜昌，再搭轮船到武汉。船过万县时，聂华苓带上了弟弟华桐，途中经过瞿塘峡，这成为她的小说代表作《桑青与桃红》的背景。“万县以下，山山水水都是画，画里人，神，历史，各有其位。”

那时聂华苓可能想不到，到了2002年，作为杰出校友，她受邀参加了南京大学百年校庆——中央大学成了南京大学的“前身”。

▲抗战胜利后，一家人回到汉口，与亲戚们的合影。前排左一为聂华苓的母亲，前排右二是聂华苓的舅舅；后排中为聂华苓与第一任丈夫王正路。

1948年，聂华苓从中央大学毕业，留在南京一所中学教书。以笔名“远方”发表处女作讽刺散文《变形虫》。11月，赴北平。12月，北平围城。聂华苓在围城的炮火声中与王正路结婚。她后来称自己是“大家庭里失落的异乡人”。

1949年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聂华苓与丈夫王正路乔装成生意人，于3月“南渡”，一路过关到出生地武汉。4月，和母亲弟妹一大家子一起，挤上粤汉铁路最后一班火车，抵达广州。6月，全家抵台，他们家曾与著名学者殷海光比邻而居。

1949年11月，来自浙江的雷震，在台湾创办了《自由中国》半月刊，在那个白色恐怖时期，着力传播自由民主理念，为台湾社会的民主政治启蒙。经友人李中直介绍，雷震首肯，聂华苓成为《自由中国》“管文稿的人”。

铁骨铮铮的雷震，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多年，主修宪法与行政法；他曾当过蒋介石的“国策顾问”，原是老蒋的“老朋友”。1960年，因为抨击国民党的“一党独大”、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他被抓捕判刑——那是震惊海内外的“雷震案”。在人生的关键时刻，雷震的出现，让人看到在“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中，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种不屈的精神品格。

因为创作文笔甚佳，在入职《自由中国》不久，在雷震建议下，聂华苓成为了文艺编辑，主持《自由中国》文艺栏。她一边从事文学创作，一边做文艺编辑，“两手抓，两手都很硬”。随后她加入编辑委员会，为编委会中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性成员。

聂华苓总是坚持以文学乃至纯文学的标准取舍稿件，为诸多不是“反共”的文艺作品提供发表园地。《自由中国》文艺栏自成一格：“凡是有政治意识、反共八股的，我都是退！退！退！”而郭衣洞（柏杨）的《幸运的石头》、梁实秋《雅舍小品》的所有文章、吴鲁芹《鸡尾酒会》的所有文章、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朱西宁的《铁浆》、陈之藩的《旅美小简》等，都经由《自由中国》发表。聂华苓自己的作品也陆续在杂志刊出。

1957年，丈夫王正路赴美。聂华苓与女儿王晓薇、王晓蓝码头相送，夫妇从此分道扬镳。

▲中年聂华苓。

到了1959年7月，聂华苓的短篇小说集《翡翠猫》由台湾明华书局出版。彭歌的书序称，《翡翠猫》显示出聂华苓“足以成为大家的功力”：“作品中的广度，已走出了自我中心的范畴；作品的深度，则超越了眼睛的观察而至于心灵的感应。”这个评价既准确又到位。

1960年，她的长篇小说《失去的金玲子》在《联合日报》连载，后由台湾学生书局首版。有评论认为，聂华苓“能活用中国文字去构成相当精彩、准确的意象、意念、情绪和事件，语言上能借高度的印象主义之笔触，与‘万物有灵’论之神秘结合，而深入心里之处。”

1962年，应作家台静农邀请，聂华苓到台湾大学教授“小说创作”课程，那时女作家齐邦媛尚在中兴大学任讲师。聂华苓还应学者徐复观邀请，赴东海大学兼授“现代小说”，彼时作家余光中在东海大学开设现代诗课程。1963年，由建筑师贝聿铭和陈其宽共同设计建造的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落成。

就在1963年，一个改变聂华苓后半生命运的美国人出现在台湾，他就是著名作家、诗人、学者保罗·安格尔。

保罗为爱荷华大学（又译艾奥瓦大学）“作家工作坊”寻访作家来到台湾，在一场酒会上两人相识。“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漂呀漂，姑娘哟，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保罗对美丽的聂华苓一见钟情，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从那一刻起，每一天，华苓就在我心中，或是在我面前。”聂华苓也喜欢保罗那双好看的灰蓝眼睛，“不停地变幻：温暖、深情、幽默、犀利、渴望、讽刺、调皮，咄咄逼人”。

这一年的9月，聂华苓的《一朵小白花》由台北文星书店出版。聂华苓自己成了一朵“小红花”。

然而，本质上，聂华苓就是一滴水，一滴穿透地球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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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华苓的人生阅历极其丰富。1964年，开始进入“不惑之年”的她，应保罗·安格尔邀请，赴美担任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顾问，后任教于这个有“爱”又有“华”的大学。

1965年，在分居7年后，聂华苓与王正路正式离婚。女儿王晓薇、王晓蓝从台湾来到美国。母女团聚，让保罗很感动。

这一年，聂华苓散文集《梦谷集》由香港正文出版社出版。

1967年，她与保罗·安格尔联手创办“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 Writing Program，简称IWP）。这是一个伟大的计划。首次邀请世界各地共16位作家到访爱荷华，来自中国香港的诗人、作家戴天和来自中国台湾的诗人、作家痖弦，也在受邀之列。数十年来，先后邀请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位作家，前来爱荷华进行创作与交流。

聂华苓与保罗·安格尔于1971年5月14日喜结连理。雷震赠鼎相贺，曰：“鼎者重也盛也。”因为有了作家们的到来，夫妻俩家中的客厅被誉为“世界华文文学沙龙”。

创办“国际写作计划”最初那些年，中国大陆还处于“文革”的红色风暴之中，不可能有作家去美国进行交流，所以邀请的中国作家都来自台湾和香港。

据我的不完全统计，来自中国台湾的作家，有40多人次，其中包括余光中、柏杨、郑愁予、陈映真和陈丽娜夫妇、白先勇、商禽、蒋勋、李昂、林怀民、姚一苇、王祯和、尉天骢、管管、高信疆、七等生、张大春、骆以军等等，其中郑愁予应邀前往多次。

▲2018年，林怀民的云门舞集舞者与聂华苓合影。

而来自中国香港的作家，有近30位，其中包括温建骝、古兆申、张错、袁则难、何达、王深泉、陈韵文、李怡、潘耀明、董启章、钟玲、钟晓阳、谢晓虹、陈智德、李智良、郑政恒、伍淑贤、周汉辉、陈炳钊、陈丽娟、庄梅岩等。

1978年6月，聂华苓与保罗终于第一次到访中国大陆。聂华苓回忆道：那时“文革”结束不久，大陆的政策尚不如近几年开放，我们想要去拜见沈从文，却未获准，这是我们那趟旅行中深感遗憾的事；1980年我们又去大陆旅行，到了北京我仍说想见沈从文，我把他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大概我的字写得太潦草了，负责去传话的人竟回来跟我说：“找不到‘沈从又’这个人！”原来他把“文”看成“又”了——“这也让我有许多感慨。不过，还好，那次我们终于见到了沈从文。”

从1979年邀请萧乾开始，王蒙、艾青、丁玲、陈白尘、茹志鹃、王安忆、吴祖光、谌容、徐迟、张贤亮、冯骥才、阿城、邵燕祥、汪曾祺、古华、苏童、李锐、孟京辉、西川、余华、陈丹燕、莫言、迟子建、刘恒、毕飞宇、格非、徐则臣、阿来、王家新、刘索拉、残雪、池莉等等作家，都成为她家客厅的座上宾。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尔罕·帕慕克、切斯瓦夫·米沃什、谢默斯·希尼，也曾应邀参加过这一计划。

▲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06年）帕慕克（后排左三）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同期还有中国作家张贤亮和冯骥才（后排左一）。

聂华苓成为了“文学活动家”，也因此被称为“文坛永远的母亲”“世界文学组织之母”，成为20世纪华人文学界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1976年，由世界各地300多名作家联名，推举聂华苓与保罗夫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文学之城”的荣誉颁发给爱荷华，表扬她对世界文学的贡献。

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作家作为文化人的重要部分，都是需要交流与合作的。迟子建曾说，聂华苓“最早为新时期中国文学中最为活跃的作家打开了看世界的窗口”。

聂华苓美丽，温和，亲切，洋溢着爱。作家们赴美参加这个“国际写作计划”，那是温暖而百感交集的旅程。

小说家徐则臣回忆了与聂华苓交往的往事：2010年在爱荷华，每天晚饭后散步，从国际写作计划的公寓步行去聂老师家喝酒聊天；“那时候聂老师八十五岁，坚持开车，隔三差五带我们下馆子，要让我们把爱荷华小城好吃的全过一遍……”

台湾作家张大春形容聂华苓是“无所不包，有所不为”：“她的为人处事，对他人带来的影响，起码在宽容上，在有所不为的矜持和选择上，我们都在实践着它……”

浙江大学数学学院教授、诗人、作家蔡天新，曾于2018年应邀参加了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多次与聂华苓面对面。据《钱江晚报》报道，以《爱荷华日记》记录了这段旅程中的见闻与感悟（载于文学杂志《江南》2023年第1期）。其中写到：自从先生安格尔突然去世以后，聂老师便一个人独住，她告诉我们，安格尔的书房原封不动……

1987年，聂华苓次女、舞蹈家王晓蓝与李欧梵结婚。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的李欧梵，是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荣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后两人离异。

1991年3月22日，聂华苓夫妇计划赴欧洲，在芝加哥机场，保罗突然倒地，意外去世。聂华苓后来对媒体回忆：“我们在芝加哥转机，保罗原本要去买一份报纸。我坐在那等他。怎么也等不来。后来我就去找他，远远看到他躺在地上，有人在给他做人工呼吸。送到医院，没有抢救过来……后来我坐那天的末班机回来了，爱荷华下着雨。”2003年《三辈子》完稿，写事至1991年止，因为“没有了保罗的日子，回想起来只是一片空白”。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的聂华苓《三辈子》书影。

“半生推动文学国际交流，半生漂泊用笑声淡却”，一时没注意，聂华苓却已告别了我们。正如17世纪西班牙剧作家、诗人佩德罗·巴尔卡发出的感慨：“戏很短暂，但它的确发生过。如戏的人生，又何以长久？我们见到的只是电光石火，人生本来是白驹过隙！”

天地立人。立天之道，为阴为阳；立地之道，为刚为柔；立人之道，为仁为义。聂华苓做得好。

上善若水。聂华苓就是一滴水，一滴穿透人心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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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0年代，聂华苓文学创作进入丰收的高峰期。她的作品，意境清新，情感细腻，笔调优美，文字练达；而她的个人记忆，总是交织着大时代的集体记忆。

1970年2月《桑青与桃红》在《联合报》副刊连载，后继续在香港《明报》刊出。

有学者分析，《桑青与桃红》以女性为对象，通过闭合的循环结构、“二我差”的分裂与统一，通过离散书写中的流动空间与女性意识，再现了二十世纪的离散图景，思考女性能否在离散现实中创建栖身之地，以及个体如何在异质空间建构理想的精神家园。

看女性漂泊之路，问何处是归程？无论是《失去的金铃子》，是《千山外，水长流》，还是《桑青与桃红》，聂华苓的女性书写，都立足于自己的人生经历，融入了历史的“隐性”关怀，连书名都是那么温暖温柔。

1971年4月，译作《遣悲怀》由台北晨钟出版社出版。1972年，聂华苓与保罗合译《毛泽东诗选》，在美国出版。此后，因英译《毛泽东诗选》，聂华苓被台湾当局列入黑名单，多年无法返台。1972年，一部重要的传记——《沈从文评传》，在美国出版。1973年5月，《梦谷集》由台北大林出版社出版。1976年12月《桑青与桃红》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

进入1980年年代，聂华苓的著作开始在中国大陆大量出版发行。1980年3月，《台湾轶事》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是聂华苓在北京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8月，《桑青与桃红》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0月，《失去的金铃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随即译作《德莫福夫人》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2月，散文集《三十年后——归人札记》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0年8月，聂华苓长篇小说代表作《桑青与桃红》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981年4月，译著《没有点亮的灯》由北京出版社出版。8月，《爱荷华札记：三十年后》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12月，《桑青与桃红》英文版由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1983年12月，《千山外，水长流》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1986年，2月散文集《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1997年7月，散文集《鹿园情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00年1月，《最美丽的颜色：聂华苓自传》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4年1月，《三生三世》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2月，《三生三世》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公司出版。2007年9月，影文回忆录《三生影像》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2008年9月，《三生影像》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聂华苓回忆录《三生影像》书影，三联书店2008年初版，2012年出版增订本。

那是三生浪迹“三部曲”：故园（1925-1949）——大江东流去；绿岛小夜曲（1949-1964）——“雷”震台湾；红楼情事（1964-1991）——执子之手，为何不能与子偕老？

读《三生三世》或《三生影像》，看一个漂泊一生的华裔女作家，如何在异乡的鹿园里，面带微笑，怀抱岁月沧桑？有书评讲得好，“我觉得那是一个苍凉的姿势，更是一个动人的姿势。历史与生活，理智与情感，动荡与宁静，热烈与温柔，欢笑与泪水……在这部作品里熔于一炉。”

战争与漂泊，对女性自传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齐邦媛的《巨流河》与聂华苓《三生影像》，是基于同一段历史背景的两部自传，展现出历史时空中，两人多角度重合的历史体验。在《三生影像》中，聂华苓写道：“爱荷华的好，你得在这黑土地上生活，才能领会到。爱荷华的人，和这黑土地一样，扎扎实实。”

2008年1月，散文集《枫落小楼冷》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在书中，聂华苓用语录体的文字记录下对保罗的思念，追忆了两人一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保罗的幽默、豁达、睿智，宽厚而深沉的爱，让人动容。书中还收录了聂华苓与许多文人有趣有味的交往轶事。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72年，聂华苓的英文版《沈从文评传》就已出版。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的2022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了由刘玉杰翻译、何吉贤译校的《沈从文评传》。

▲中文版《沈从文评传》书影。

这是聂华苓在海外用英语创作的唯一一本著作，既是文学传记，又是研究专著，“旨在帮助西方读者了解这位现代中国文学大师”，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沈从文的喜爱与赞佩。这也是“三生三世”的凝望——有学者谓之“多重身份视野下的凝视、谛视与审视”。

聂华苓从自身创作经验出发，以一个作家对于另一个作家的深切共鸣与深刻领悟，解读了沈从文作品中的深层意蕴与审美价值。“沈从文在文学上的努力，自然受到了所有伟大艺术家的滋养。作为一位现代作家，他从中国文学遗产中汲取精华，从中受益。四处漂泊的经历使他感受到生活中的多姿多彩和丰富细节，而对书籍的嗜好又为他建构自己的杰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三十年代出现的中国作家中，沈从文是最广为人知，也是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聂华苓在书中感慨，“但现在，他是中国大陆最沉默的作家之一，不再把主要精力用于写小说，而是去研究唐宋时代的瓷器、丝绸设计和铜镜。沈从文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而在《三辈子》的开头，聂华苓写下那句广为传诵的名句：“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她在句子之间，用的是句号，而不是逗号。聂华苓曾说，“能活用中国文字去构成相当精彩、准确的意象、意念、情绪和事件语言上能借高度的印象主义之笔触与‘万物有灵’论之神秘结合而深入心里之处。”

需要插叙一句：在美国，有著名的“二苓”女作家，一老一少：老作家是聂华苓，相对年轻的是严歌苓。严歌苓1989年赴美，从餐馆服务员起步，成为著名作家，现在年轻中国读者可能更多的是读过严歌苓的作品，以及看过根据她的作品改编的电影《少女小渔》《天浴》《梅兰芳》《金陵十三钗》《归来》等。相比之下，聂华苓是母亲辈的。

2012年6月，与聂华苓大女儿王晓薇是初中同学的陈安琪，执导的纪录片《三生三世聂华苓》在台北电影节上映。该片获得第13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推荐电影奖。

三生三世的聂华苓，其实就是一滴水，一滴穿透世界的水！

▲纪录片《三生三世聂华苓》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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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高寿聂华苓，令人尊敬。

在《三辈子》的自序中，聂华苓这样写道：“我的母语就是我的根，是我可以抓得住的根。”

聂华苓在《沈从文评传》中，所写的第一章《他自沅水支流来》，就是在寻根溯源。沅水支流边上的湖南凤凰县，靠近贵州和四川的边界，沈从文就出生在这里。“从沈从文的出生地，可一窥中国人的部分灵魂。”“也许地理的粗野、神秘主义的精微，有时可以熔铸成创造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沈从文来说，这些元素无疑有助于造就出一位中国一流的文学人物。”“大自然一招手，就再也没有什么比在林中自由奔跑或在河中水更惬意的了……”“他写得最好的，还是乡下人：贴地的人和水上人。这自然和他自小在湘西成长的经历大有关系。”

优秀的作家一定离不开家园的“根”与“源”。沈从文与聂华苓，一个湖南，一个湖北，青年时代在故乡所感受到的乡土文化，对两位作家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晚年聂华苓。

千山一脉，绿水长流。作为代表作之一的《千山外，水长流》，聂华苓讲述了几十年间、几代人的爱恨悲欢，呈现了主人公曲折的思想变化与坎坷的寻根之路。

故园风雨后，天气晚来秋。“斯文在兹，感念故国”。

根在，魂就在；魂在，树就是常青的。源在，水就在；水在，流就是不断的。

有根有源，树木参天。所以，对于聂华苓来讲，在“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这句话的后面，完全可以加上一句“果实在全世界”。

美丽的聂华苓，其实就是一滴水，一滴有根有源的水！

（作者系《日本华侨报》专栏作家、香港新闻社日本分社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