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宗：把握好融合和差异的辩证关系

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创办人兼主席何建宗2月19日在大公报《“一国两制”实践新阶段笔谈》专栏刊发题为《把握好融合和差异的辩证关系》的文章称,必须处理好“融合”与“差异”的辩证关系,如何在互相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发挥各自的优势,促进香港和国家共同发展,是“一国两制”往前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文章表示,香港居民过去二十多年已经以自身行为说明,从结婚、生育、读书、工作、移居到养老,两地融合的广度与深度是前所未有的。

文章指出了“两制”之下的三大差异:制度差异、规模差异与文化价值观差异。香港和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上的差异,是多年来融合的重要基础;两地规模的差异导致民众之间的交往容易产生矛盾;由于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两地的文化和价值观有所差异是不争的事实。

文章强调,展望未来,只要我们更好把握好“一国两制”融合与差异的辩证关系,真正做到香港制度既有异于内地也有益于国家,它就必然具有庞大的生命力,达到行稳致远。

以下为文章全文:

把握好融合和差异的辩证关系

文 | 何建宗

202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肯定了“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深刻总结“一国两制”实践经验,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一国两制’实践也进入了新阶段。”

2025年1月,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讨会上指出,要继续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把握好四条规律性认识,其中第一条是要牢牢把握“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的正确发展方向,他表示“一方面必须坚守‘一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高于一切,守护‘一国’,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另一方面必须坚定‘两制’,尊重‘两制’差异,发挥‘两制’之利,充分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保持香港、澳门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保持国际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区地位长期不变,保持香港普通法和澳门欧陆法制度长期不变。”

如果要用一组概念概括“一国两制”这个史无前例国策的关键成功要素,回顾过去二十多年的实践经验,我认为是必须处理好“融合”与“差异”的辩证关系。事实上,融合的动力来自“两制”的差异,没有差异就没有融合可言。理想的融合应该是优势互补,壮大而不是削弱自身的基础;如何在互相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发挥各自的优势,促进香港和国家共同发展,是“一国两制”往前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一、香港人从疑虑回归到全方位与内地融合

我在香港土生土长,在天主教的教会学校读中学和小学。在1980到1990年代,小孩子对祖国内地的印象就是比较落后,无论是在罗湖过关绵延不绝的长龙,晚上漆黑一片的街道,或者是内地同胞不一样的服饰、文化和习惯,对于当年的香港人来说都是比较负面的事情。

实事求是的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不少香港人对于回归是有疑虑的,主要担忧两方面:第一是私有财产会不会被没收?第二是原来自由的生活方式会不会有改变?当年国家正摸索着改革开放的前路,内地人民的自由程度跟现在完全无法比拟:当年无论是择业,迁徙甚至结婚都没有完全的自由。这也是为什么基本法在居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当中,有第三十一条保障迁徙的自由,有第三十三条保障选择职业的自由,有第三十七条保障婚姻与生育的自由。假如历史重写,假如基本法是在2000年后颁布,这几条很可能就不会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和普选的诉求当年在大部分香港人心目中并不重要。

然而,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国力逐步提升,过去二十多年,香港与内地的融合是全方位的。以下列举一些人生不同阶段的数据来描述香港与内地密不可分的关系。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而通婚可以说是两地居民之间最深度的融合。在过去的十年间,香港与内地的跨境婚姻数量约占香港注册婚姻数量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香港和内地的文化和习惯互为影响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在教育方面,香港拥有国际顶级院校资源,内地学生来港读高等教育的热度多年来只增不减,截至2023年底内地学生来香港就读人数同比增长32%,超过6万人,这批学生毕业后可以留港一年寻找工作,自入学起住满7年可领取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而这些所谓“港漂”既整体提升了香港年轻人的素质,但也对本地年轻人构成激烈的竞争。

同时,内地广阔的发展空间,优良的高等教育也吸引越来越多香港学生到内地升读大学。自2012年推出“免试收生计划”后,香港学生可以三种方式赴内地升学,据统计,在内地高校就读的香港学生人数由2021/22学年的逾1.84万名、2022/23学年的逾2.15万名,增至2023/24学年的逾2.33万名。两地教育交流促进人才流通,为两地在经济与文化领域的合作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自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香港与广东省九市融合发展不断加速,建设了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硬联通”日渐完善,2024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澳旅客超1620万人次。“软联通”加速推进,医疗、社保、专业资格互认等规则衔接不断深化等等,带动香港融入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国家发展战略大局。

其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让两地在民生领域的联系更加紧密,香港人大规模“北上消费”成为趋势和潮流。据香港入境处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约有5300万左右港人北上,相当于平均每位香港居民“北上”7.2次。2025年春节期间,WeChat Pay HK用户北上消费宗数较去年同期增长约90%,其中餐饮、零售、缴费等内地服务场景交易笔数增长超过一倍,内地个人小商户交易增长更为显著。

此外,香港居民往内地养老也越来越多,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估算,约10万名65岁或以上香港居民长期在广东省生活。这些老人当中,既有需要在老人院被照顾的,也有已置业选择回内地退休的。在香港“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下,2021年至2023年,香港居民在港大深圳医院申领的医疗券金额共3493.5万港元,申请宗数10.68万宗。内地养老已成为不少香港老人安养晚年的选择。

香港居民过去二十多年已经以自身的行为说明,从结婚、生育、读书、工作、移居到养老,两地融合的广度与深度是前所未有的。那些主张香港要与内地区隔的人,既是无知与傲慢,也是违背了主流的民意。

但在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的大环境下,香港与内地在政治上仍然维持较大差异,即出现政治融合一条腿慢,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快的现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过去在坚持“两制”的同时,爱国主义教育出现缺失,“全面管治权”也没有完全落实,“上层建筑”未能适应两地融合的事实,某程度也是导致2019年黑暴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之一。随着2020年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不单止有效地防范、制止和惩治香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也是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对促进香港政治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二、“两制”之下的三大差异

在“一国两制”下,内地与香港因为优势互补促进了融合,但我们却不能否认两地客观存在着各种差异。香港未来的发展要行稳致远,不是要“消灭”两地的差异,而是要把“两制”之“异”化为“两地”之“利”,即我们经常讲的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具体而言,我认为,内地和香港主要存在三种差异,两地政府日后在制定各种政策的时候应该注意。

第一是制度差异。香港和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差异,是多年来融合的重要基础。这种差异使香港发挥国家与国际接合点的重要角色,也让香港作为国家深化改革的试验场。以证券市场为例,在1994年,首隻H股在香港上市,揭开了内地企业来港上市融资的序幕。来港上市的股票由国企、红筹到内地民营企业,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进程一方面协助内地企业集资壮大,也让香港各行各业尤其专业服务业受惠。

制度差异的另一好处,是国家可以把部分改革专案在香港试行,累积经验后逐步推广。这种试点形式自内地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沿用。无论在股票市场、人民币离岸市场、CEPA等等,过去二十多年中央政府一直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可控的、与国家接轨的经济体,与国际市场进行互动。

香港在这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了香港包括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在内的“八大中心”定位。在金融经济方面,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下,拥有与全球接轨的金融体系,对国际经济市场有高度敏感性与适应性,在全球资本流动、资讯交流、技术合作等方面的引领作用。在法律等专业服务方面,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保持普通法制度,国际金融中心大部分都实行普通法,除了诉讼,仲裁和调解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当中可发挥更重要的角色。在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面对复杂的国际商贸规则及法律环境,香港的法律专业人士可以为企业提供专业而多元化的服务。 

第二是规模差异。内地与香港的制度差异造就了大量融合和发展的机会,然而,两地规模的差异导致民众之间的交往容易产生矛盾。过往“个人游”带来的内地游客和相关争议是最明显的例子。当年来港内地游客急升,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大幅升值;现在内地跨境电商发达,人民币贬值而香港消费又高,导致来港游客无论数量和消费额都出现减少。因此特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两地规模差异的因素。比如大湾区的融合,一方面措施不能完全对等:“港车北上”比“粤车南下”的步伐肯定要快一些;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有序放宽邻近城市(比如深圳)来港的便利度,有利两地经济社会的全方位融合。

第三是文化价值观的差异。香港和内地由于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两地的文化和价值观有所差异是不争的事实。但客观地说,随着过去四十多年国家改革开放、各方面和世界接轨,中国人对外地尤其西方社会了解大增,尤其是随着两地人民的接触越来越多,内地社交媒体在香港越来越受欢迎,这些差异正在缩小。

那么,在“一国两制”的新阶段,我们应该怎么应对这些差异和矛盾?我认为,“一国两制”不只是促成港澳回归的权宜之计,更是调和当今世上两大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创举。“一国两制”是前所未有的,本身就是一个协调和化解矛盾的产物。我2017年创办的智库“一国两制青年论坛”,正是回应这个时代的呼唤。智库由内地年轻学者和香港年轻专业和跨界别人士组成,以“对话、桥梁、前瞻”为理念,就“一国两制”的实践和未来进行研究,让两地年轻人一同探索“一国两制”的未来发展。

三、香港未来的必由之路:既“有异”于内地,也“有益”于国家

自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制度维护了香港高度自治权,在“一国两制”制度下保持了香港长期的繁荣稳定,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之一。经过近三十年的实践,这一制度的巨大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帮助香港渡过了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新冠疫情,曾在社会动荡时局下,坚守“一国两制”,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让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

在“一国两制”实践的新阶段,香港既要坚守“一国”的核心原则,也持续发挥“两制”所带来的制度优势,汲取成功的时代实践经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新阶段的香港必须充分发挥独特作用,立足自身定位与优势,促进香港进一步“融合”国家发展大局,缩减两地“差异”,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国际一流的新时代“一国两制”示范区。

总结而言,香港的制度既要“有异”于内地,更要“有益”于国家。过往的惨痛经历香港人还是历历在目。香港基本法赋予特区民主制度的发展,最终达到普选;但过去反中乱港分子滥用香港的制度差异,图谋借“普选”胁迫中央,冲击“全面管治权”甚至危害国家安全;基本法也前所未有赋予特区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也是同一批反中乱港分子滥用中央对特区的信任,多年阻挠立法,最后导致“港版颜色革命”在2019年上演。展望未来,只要我们更好把握好“一国两制”融合与差异的辩证关系,真正做到香港制度既有异于国家也有益于国家,它就必然具有庞大的生命力,达到行稳致远。

（作者系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创办人兼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