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者体弱难自知需靠被动式装置 邓家彪倡“四层支援”架构

今年二月，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联同香港中文大学那打素护理学院等组织家访深入调查，辨识高风险长者户的特性及其生活习惯。

今年二月，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联同香港中文大学那打素护理学院等组织家访深入调查，辨识高风险长者户的特性及其生活习惯，找出配对适合的乐龄科技提出解决方案。参与调查的长者住户总计有220户，当中分别有120户（54.5％）是独居户和另有100户（45.5％）为双老户，受访者平均年龄为78.6岁，其伴侣（如适用）平均年龄为76.7岁。

中大那打素护理学院教授陈裕丽指出，是次调查评估了长者5项身体能力的指标，研究显示有78.2％的长者属于体弱（frail）或准体弱（pre－frail）类别，情况令人忧虑。调查亦发现，30％长者曾因健康状况变差而感到严重不适，例如曾出现失去知觉、突然晕倒、严重剧痛等情况；有43.7％长者曾于家中受伤，例如跌伤、撞伤和扭伤。数据反映长者的健康风险，与居家意外有直接关系。

陈裕丽续指，调查发现只有26.4％长者遇到严重意外会首先考虑使用平安钟。数据显示，老年人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与是否安装紧急求助设备有显著相关性。安装平安钟的平均年龄为82.2岁，未安装的则为76.4岁，但与体弱情况没有关联，有视力和听力障碍力长者分别有51.4％及47.2％会安装平安钟。

观塘区议员程海欣强调，有67.6％的长者认为自己不需要平安钟，只因他们相信自己在短期内不太可能于家中发生意外。另外有22.1％的长者直言基于经济原因而放弃。此外，她指出，不少双老单位长者相信其伴侣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提供足够帮助或向外求助，故未有需要花费安装。

观塘区议员黄启燊表示，长者社交网络薄弱，有69.5％的受访者称除伴侣以外（双老单位）并无单位以外的人照顾自己，有48.6％表示其被探望次数为每月一次或更少。同时，长者中心的低参与率亦加剧了家居意外的风险，34.1％受访者从未使用过这些服务或设施，53.2％的人到访频率为每两个月一次或更少。

观塘区议员简铭东认为数据反映了四个关键现象。第一，长者对身体状况过份自信，有37.3％的长者在发生足以致命的严重意外后仍认为平安钟设备没有必要，在过去六个月内曾发生过严重受伤的老年人中，只有35％有安装平安钟。近三分之二的体弱受访者（62.4％）没有安装紧急召援系统，其中64.8％的人认为没有必要。

观塘区议员李嘉恒补充指出，第二是过度依赖同居伴侣，双老家庭安装安全设备的比例低于独居户33％，忽略了伴侣可能无法提供及时有效帮助的风险。第三，是紧急联系存在不确定性，26.4％的长者表示，严重受伤时首先会联系家人，其中的36％表示不确定是否可以联系到家人，更有4％表示根本无法联系，极大机会延误救援。第四，零收入难以负担平安钟费用，经济考量是阻碍长者采用紧急求助设备的重要因素，78％的未安装的长者认为设备成本过高。

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提出“四层支援”架构，即个人、邻里、社区、政策，让长者真的可以安享晚年，安心居安退休安老：个人层面，推广居家安老“三大法宝”，即平安钟、扶手及低成本被动式感应装置。被动式有两层含义，分别为被动式“安装”和被动式“召援”，最佳例子便是房署现时试行为长者单位安装的智能门磁，透过监察大门的开启情况以推测其安全情况，属低成本被动式安全装置。

其次，邻里层面，推行“楼长”或“层长”试点计划。政府可以考虑于屋邨推行，该楼或层数位义务代表获高危长者授权同意后，每天上门问候，确保其安全并将其需要转达及长者支援单位。

第三，社区层面，长者地区中心、长者邻舍中心及长者活动中心应在地区长者服务中担当更积极、更主动、更有作为的角色。全港逾200间长者中心每年获政府数十亿资助，它们理以更进取的方式支援长者，例如主动筛查社区中为行动有障碍或身体虚弱的长者进行定期家访，积极进行的外展计划。此外，社会福利署应就长者中心服务订立更进取的关键绩效指标（KPI），例如要求长者中心每年增加一定比例的新会员人数，同时确保服务质素。

第四，政策层面，政府应尽早建立高风险长者名册。名册可透过整合社会福利、医疗保健和房署等部门的数据，建立一个完善的高风险长者名册。唯有实时识别高危长者户，政府各部门便能将有需要的长者户转介予长者中心或地区服务队伍，跟进其情况并在需要时及时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