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佳：用“智对策”应对“软对抗”

文｜刘兆佳

“软对抗”这个概念，最初于2021年4月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活动上提出。2023年4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指出，要“警惕‘软对抗’暗中作乱，警惕海外乱港活动倒灌香港”。

时至今天，尽管“软对抗”一词在香港已经被广泛使用，但迄今却仍然没有统一定义。事实上，政治学中也没有这个概念，但从其本质来看，“软对抗”可以归纳在“隐蔽行动”（covert action）、“思想渗透”、“心理战”、“认知战”、“意识形态战”、“颜色革命”、“政治颠覆”等学术研究范畴。今天，由于通信工具特别是互联网愈趋发达，而信息的传递无远弗届，那些通过扭曲叙事和虚构信息旨在改变对手心态的手段，在国与国的斗争中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重要，甚至比军事或间谍行动更重要和更有效。对此，伦敦国王学院安全研究学院副教授安德烈亚斯.克里格（Andreas Krieg）在其著作《颠覆：叙事的战略武器化》（Subversion： The Strategic Weaponization of Narratives）（2023）中，以及国防与国际政治学者A.B.艾布拉姆斯（A.B. Abrams）在其著作《暴行叙事捏造及其后果：假新闻如何塑造世界秩序》（Atrocity Fabric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How Fake News　Shapes World Order）（2023）中进行了广泛的描述和分析。

作为“软对抗”反义词的“硬对抗”，其定义反而比较清晰。“硬对抗”可以理解为公开的、绝大部分情况下违法的、有明确且容易识别的政治斗争行为，比如暴乱、内战、政变、武装冲突、毁坏公共设施、堵塞交通要道、大规模罢工、杀人放火等。相反，“软对抗”行为比较隐蔽，迷惑性高，不容易察觉，在法律灰色地带出现或者在法律上“打擦边球”，因此难以用法律手段对付。当然一些“软对抗”行为可以通过修改现有法律或者制定新法律予以禁止，但更多的“软对抗”行为却难以在法律上清晰界定，比如很难判断某些对政府施政的批评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发放虚假信息的人是出于恶意或者无知，而其所产生的政治后果是意想不到的还是刻意造成的。

在香港而言，“软对抗”分子一般通过暗示、诱导、误导、含沙射影、讽刺、丑化、潜移默化、隐喻、造谣、指桑骂槐、发布虚假资讯、明褒暗贬、误传信息、有选择性发布信息、对事物作出别有用心的解读、散播阴谋论等方法，影响或改变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和理解乃至在社会上制造不安、混乱与恐慌，从而达到各种政治目标，包括对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内地同胞、香港特区政府、“一国两制”和香港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的不满、厌恶、恐惧和憎恨，制造官民矛盾，引发社会对立分化，并鼓励或鼓动人们作出或参与各种或明或暗的政治斗争行动，为“一国两制”的全面准确实践，中央在香港的全面管治权的行使，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政府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国家的安全，香港的稳定，社会的团结，国家和香港的金融稳定，香港的投资环境制造障碍和破坏。

一般而言，由于“软对抗”主要发生在思想领域，所以文化、教育、艺术、体育和线上与线下媒体便成为了这类行为的主要活动平台。在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保障下，香港居民享有高度的言论和发表自由，因此内外敌对势力在香港有着不少的从事“软对抗”的机会和渠道。

美国不会放弃扶植乱港势力

2020年5月，中央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后，2019年至2020年爆发的严重暴乱被弭平。2024年，《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在立法会通过。今天，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愈趋健全。过去几年，“硬对抗”行为几乎完全偃旗息鼓，香港得到了回归以来难得的安宁，而国家安全也得到了切实的保障。当然，这不等于说内外敌对势力会从此善罢甘休，还香港一片祥和之地。他们对在策动暴乱和港版“颜色革命”中的失败仍然耿耿于怀、忿忿不平，也无法接受香港的新宪制和政治秩序，所以他们依然在想方设法损害香港的稳定，为特区的管治增添麻烦和困难，并继续让香港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地方。由于从事“硬对抗”非常困难，所以“软对抗”则成为了重要的政治斗争手段。在这方面来说，拥有庞大资源、手段和经验的外部敌对势力，比越来越势孤力薄的内部敌对势力对国家安全和香港稳定的威胁更大。

十多年前开始，美国已经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展开全方位、无底线的打击、遏制和孤立，特别对中国进行思想渗透和颠覆。未来，美国将会加大力度遏制中国崛起和香港的发展，其中重点之一是在国际上和在香港抹黑内地和香港。去年9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16亿美元的拨款。此项拨款的目的是要在全球发动反华和抹黑中国的宣传，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和打击中国的国际声誉。可以预期的是，外部势力会对香港不断展开宣传战，意图在香港引发分化和斗争，务求破坏香港的国际形象、香港的稳定和发展与香港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所能作出的贡献。

在复杂险恶的大国际环境下，维护国家安全无疑仍然是香港的要务，对此国家领导人已经多番叮嘱。在香港的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的守护下，外部势力再难在香港培植和操控代理人，或者在香港煽惑动乱。不过，西方的媒体、政客、专家和学者仍然可以通过在线上和线下的方式，特别是互联网的宣传和活动散播对香港和国家不利的言论和信息，以达到“软对抗”的效果。敌对势力把香港当作“独立政治实体”或者“独立国家”、把高度自治理解为“完全自治”、否定中央在香港的权力和责任，并以此得出一个香港已经失去高度自治的权力。他们不认为香港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因此中央制定的香港国安法违反基本法、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则是“恶法”。他们攻击香港国家安全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批评它们损害人权、自由和法治，而且对外国人构成严重威胁。他们攻击香港的政治体制，宣称香港走向威权主义和成为警察“国家”。他们扭曲理解基本法中有关香港政治体制发展的规定，诓称中央违背了对香港居民在“民主发展”上的承诺。他们往往把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扭曲为香港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独特性，与内地其他大城市无异，借以打击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窒碍香港国际金融、贸易及航运中心的发展，削弱香港在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他们偶尔作出暗示要对香港实施金融制裁，意图制造不安和打击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他们把那些因为触犯香港的国家安全法律而入狱的反中乱港分子吹捧为所谓“人权斗士和民主运动人士”，为他们在香港呐喊助威，承诺为他们提供支持和庇护，希望鼓励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加入他们的行列。这些都是一些旨在扰乱人心和制造混乱的伎俩，而其总体目的是要动摇香港的稳定、危害国家的安全和遏制中国的崛起。

由于受到法律的严厉约束，香港内部的反中乱港分子的活动能量比以前显著减少，但仍然不时伺机而动，发表蛊惑人心和制造分化的言论、评论、报道、分析和表演。一些人则选择放大、重视、转载、呼应或配合外部势力对香港的不实或偏颇的批评和分析，从而借助外力在香港引发不安和不满。这些“软对抗”行为大多在监管较宽松的互联网上出现，不少“软对抗者”其实是那些潜逃在外地的死硬香港反中乱港分子、外国的反共反华人士和台湾的“台独”分子。无论是中央政府、香港特区政府或者香港社会对于此类行为的控制能力则受到不少的限制。

以底线思维和睿智方法反制

来自外部或者内部的敌对势力的“软对抗”对香港的实际影响究竟有多大很难评估，但却不宜过度低估。在愈趋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两岸局势中，我们适宜用底线思维和睿智方法来警惕和应对“软对抗”行为。他们在毒化香港年轻人的思想上的作用尤其值得关注。

由于“软对抗”行为往往难以用法律手段对付，所以政治和教育手段更为重要，主要目的是要让香港居民特别年轻人对重要事物有正确的认知和理解。在对付“软对抗”时，我们需要有缜密和周详的考虑。香港一方面要妥善、积极和强硬应对“软对抗”；二方面要维护社会和谐团结和营造一个让人“心情舒畅”和活泼包容的政治氛围；三方面则要鼓励、容许和肯定社会各方面勇于对政府施政和公共事务提出善意和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批评；四方面则要保证香港深化对外交流合作的工作和活动不会受到影响；五方面则要维护好香港的投资和营商环境。

趁机开展国民和国安教育

所以比较好的办法是在一般情况下用“智对策”应对。所谓“智对策”，是“智慧对策”，即是用智慧手段反制和克制“软对抗”。第一，对于那些明显不过和后果恶劣的“软对抗”言论，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公开和高调直斥其非，明确指出其谬误，并讲明真相，以正视听，第一时间阻止其在社会上发酵和蔓延。香港的意见领袖在这方面的工作尤其责无旁贷。

第二，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借着反驳澄清那些不实信息，趁机开展国民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提升香港居民对相关事情特别是“一国两制”的初心、基本原则、中央对港政策和特区政府的大政方针的正确认识，为他们打好“消毒针”和“防疫针”。教育界翘楚在此需要承担重任。

第三，政府和社会各界要用高度政治智慧去对付“软对抗”分子，避免堕入“陷阱”。毕竟，这些人搞“软对抗”的原因之一，是要引起政府和社会人士的过度和错误反应，从而在社会上引起争议和矛盾，并在人们心中产生一些对中央和特区政府负面看法和抵触情绪以及损害香港的国际形象。在拟定应对办法时，需要小心谨慎从大局考虑，尽量减少对社会的冲击和对香港国际形象的破坏。

第四，政府和社会人士要能够清楚分辨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软对抗”分子，和那些支持政府和希望改善政府施政的人，要小心判断他们的不同动机，特别是从那些人过往的历史、言论和行为中寻找线索和作出判断，避免殃及池鱼，带来社会不安。

最后，打击“软对抗”应该被视为是中央、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与内外敌对势力争取人心的一项重要政治工程。在推进这项工程时，特区政府必须负起领导社会各界协力工作的责任，如此一来，在应对“软对抗”之时，更可以营造社会团结、同心和合作的效果。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