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海鸣：李家超率团访问浙江看到了什么？

文｜屠海鸣

上周二至周五（4月22日至25日），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访问浙江引起舆论广泛关注。4天时间，李家超一行密集走访“杭州六小龙”、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总部导，了解科技创新、医疗发展、智慧城市等；4月24日，李家超出席了浙港高层会晤暨“浙港合作会议”第一次会议，浙港两地在13项重点合作领域共51个项目上达成共识，签署了4份涵盖科技创新、住房安居、经贸合作以及青年发展范畴的合作协议；4月25日，李家超在宁波出席投资香港推介大会，见证12家浙江企业跟香港签约合作项目。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是“浙港合作”的推动者，他对李家超“浙江之行”寄予厚望，并派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霁和相关部门负责人赴浙江参加相关活动。

浙江省对李家超“浙江之行”高度重视。省委书记王浩、省长刘捷出席了多场活动；副省长卢山亲自到机场迎接，并陪同李家超参观；宁波市四套班子领导全都出来，与李家超共话“甬港情，一家亲”；浙江许多企业都“拿出看家本领”展示给特区政府代表团。

那么，李家超此次率团访问浙江有何深意，他与香港管治团队主要官员看到了什么？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角度观察分析。

为什么选择浙江？

时下，香港的内外发展环境发生巨变，通过就任近三年的实践，李家超对习近平主席“把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起来”的指示领悟更加透彻，他多次表示，香港兼具国家和国际两大优势，要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纵观其施政重点，他善于把国家战略、香港实际、内地亮点、国际环境、发展潮流五个方面贯通起来思考问题，寻找“有为政府”的突破方向和著力点。

在中央涉港部门推动下，李家超带领特区政府选择与浙江建立长期合作机制，主要有如下考虑：

其一，浙江是创科大省，香港急需发展创科。习主席、党中央对加快实施“人工智能＋”行动高度重视。“杭州六小龙”已成为全球科技型企业的标杆。“六小龙”包括：深度求索（DeepSeek）、宇树机械人、强脑科技、群核科技、游戏科学、云深处科技，分别代表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的一流水平。对香港来说，浙江在这些新赛道和新领域的优势，正是香港发展所需。李家超就任以来，力推创科发展，政府对创科的投资不少，但发展创科仅靠“砸钱”是不够的，到浙江“取经”，尤为重要。

其二，浙江是外贸大省，浙港共同面临外贸环境的不确定性。近来，美国实施所谓“对等关税”，破坏了全球贸易秩序，不少外向型企业面临困境，浙江正通过多种方式稳外贸、拓市场。香港是浙江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重要平台，当“浙江加工—香港转口—国际市场”这条线路受到严重影响时，两地联手破局，可化解风险挑战。

其三，浙江和香港的合作基础深厚，未来合作空间仍然广阔。香港是浙江外资第一大来源地，是浙江对外投资第二大目的地，也是浙江第一大服务贸易合作伙伴。截至2024年底，香港在浙江省投资设立32199家企业，合同外资3938.3亿美元，实际外资2050.3亿美元。浙江在港投资3181家企业（机构），对外投资备案额197.03亿美元。

其四，“宁波帮”与香港有深厚情结，是推动两地发展的重要力量。祖籍宁波的香港企业家不少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成为实业报国的民族栋梁。李家超“浙江行”专程到宁波举行推介活动，他在宁波品尝现烤菠萝包与丝滑港式奶茶后笑言：“一口菠萝包，半部奋斗史。宁波与香港的缘分，是味蕾共鸣，更是血脉里的传承。”——这句话生动形象、非常到位，道出了香港与宁波的深厚情结。

浙港两地有哪些契合点？

把浙江放在全国来看，民营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机制灵活、营商环境好，是其鲜明特征。这与香港有相似之处，浙港两地更容易“读懂”对方。应该说，这也是李家超对浙江“一往情深”的原因之一。具体来看，浙港至少在以下方面高度契合。

其一，发展创科，强强联手。香港作为一个仅1100平方公里的城市，拥有5间世界百强大学，且研究型大学占比庞大，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研发实力雄厚。浙江的应用型创新非常出色，形成了支持创新、包容失败的政策体系和文化氛围，造就了创新型企业“铺天盖地”、创新成果层出不穷的局面。李家超在参观“强脑科技”时，观看残障人士现场演示使用智能仿生手，撰写毛笔字、弹奏钢琴，挥洒自如，他赞不绝口；在参观“宇树科技”时，他邀请其到香港发展，并笑言：“我不是‘请’你们过去，而是‘抢’你们过去”。求贤若渴之情，溢于言表！

其二　，浙企出海，香港“导航”。浙江省副省长卢山形象地说：“香港将成为浙江全球化的‘超级导航’”，这个比喻非常恰当！“浙港合作”不局限于产品贸易、服务贸易，还可把浙江的科技成果和应用场景透过香港分享给海外，这是一个新的贸易业态。比如，杭州“城市大脑”中的智能交通系统非常受海外欢迎，但应用产品出海时，内地方案和海外需求并不完全适配，可把城市大脑“杭州版”改造为“香港版”，再转化为“国际版”。

其三，金融需求，香港提供。在美国对华贸易战受挫的情况下，不排除恼羞成怒的特朗普政府会采取极端做法，把中资企业赶出美国股市。随团出访浙江的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桦深有感触的说：“为预防不测，香港应尽最大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为内地企业提供上市需求，特别是浙江企业，一头连著长三角的制造业，一头连著国际市场，融资需求会更大。”

其四，浙江经济，香港借鉴。浙江的科技创新成果，已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比如，杭州的智慧城市建设，浙江大学医学院的医疗诊治、以及文化旅游行业等，香港城市人口密集，交通压力巨大；香港医疗水平世界一流，但“人工智能＋医疗”刚刚起步；香港文化旅游业态急需升级。这些方面都可借鉴浙江经验。

浙港合作如何“贡献国家”？

“一国两制”实际进入新阶段后，李家超及特区政府作为香港治理的“当家人”，时刻思考如何在“贡献国家”上谋篇破题。观察此次李家超“浙江之行”，具体事项聚焦两地合作，决策意图体现“贡献国家”。

李家超在访问浙江期间表示：“香港拥有丰富的国际贸易网络和营运经验、多元人才和国际一流的专业服务，我们正部署为内地企业提供新供应链服务，并带领企业开拓新兴市场，突破美国封锁”。在宁波的投资推介大会上，李家超引用出生于浙江的明朝学者王阳明的话：“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他说：“只要我们坚定意志，共同努力，必能让东海浪与香江潮共筑华章。”——这些话体现出其大视野、大格局、大气度。

从贡献国家的视角看，浙港合作的意义重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浙港合作，为中国打破美国围堵“开路”。在美国挥舞关税大棒、扰乱世界贸易秩序的大背景下，浙江企业面临的困局，也是所有内地企业面临的困局。香港以浙江为切入点，帮助“浙企出海”，积累的经验可以复制到内地其他地方，亦可助力所有内地企业“出海”。

其二，浙港合作，为中国科技自立自强“探路”。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可看作“两条线”，一条线是锻造“大国重器”的国防军工体系，包括，卫星、航母、核潜艇、导弹研制，由大型科研单位“挑大梁”。另一条线是民用领域的科技创新，由众多的民营科技企业“唱主角”。浙江的科技创新优势属于后者，这条线上的科技创新对于国家同样重要。香港的研发优势、融资优势、国际市场推广优势，叠加浙江的应用型创新优势，是一种“完美组合”，可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探一条路子、立一个标杆。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随特首考察浙江结束回到香港，马不停蹄向香港青年宣传浙江的创新热土，鼓励年轻人到浙江的创业生态感受一番，在香港也造就千军万马奔腾的局面。

其三，浙港合作，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联动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发展都是国家战略，二者的“联动度”越高，对于促进“内循环”、扩大内需的正向作用越大。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不仅要在大湾区担当重任，还应在促进大湾区与其他区域联动上出力。从“浙港合作”开始，未来可以把“联动发展”的文章做大。

夏宝龙主任对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格外关注，他多次对特区政府官员强调，“融入”不等于“争取中央支持”，香港还要主动与内地省份对接，携手发展，实现共赢。今年春节假期，夏宝龙专程前往浙江几家成功的科创企业调研，嘱咐他们与香港业界切磋琢磨、各取所长。

李家超“浙江行”释放的信息量很大，其效应也将在日后逐步显现，值得香港各界关注。

（作者是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